《国资报告》调研得出，那些“消失”的国资委背后有五大原因。由此引发的对于国资委职能和身份的种种论调，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国资委该怎么管，而不是要不要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国有经济和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受到高度重视。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政府调控和引导，需要一个直接的抓手，就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对于县域经济、地市发展意义重大，只是看主政者是否有此能力。

 

　　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的热议此起彼伏，论调千奇百怪。比如，有人主张，应该在国家层面组建类似淡马锡的公司。

 

　　针对地方政府，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则表示，按照要求，国资监管机构既不行使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也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在地方国企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地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可做的工作确实已经不多。“除非继续按照现行的监管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管得又多又细。这样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就有可能遭遇执行难、落实难、肠梗阻”。

 

　　“如果能够通过改革，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转型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可能更符合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谭浩俊说。

 

　　对于这种论调，反对者众。

 

　　比如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绝对不能取消国资委。他说，组建国资委是为了解决了当时国企的“九龙治水”问题。“总体看效果是好的。目前还需要国资委这样的机构，只不过国资委自身需要职能改革，回归股东身份。”

 

　　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也表示，中国国企数量之庞大，门类之复杂，职能之丰富，是新加坡这个岛国所不能比的，因此学习经验决不能照搬照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国资委该怎么管，而不是要不要管”。

 

　　消失背后的五大原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些地市级国资监管机构目前的局面?《国资报告》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以及部分地方国资委和企业人士。

 

　　广东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主任梁军认为，首先是因为中央层面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要求，仅靠国务院国资委的号召呼吁，力度远远不够。

 

　　镇江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表示，事实上市县两级已没有多少国有企业，也没有多少国有资产，是否还要有专业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值得关注。

 

　　多位地方国资委人士提出，由于长期受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影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产生偏差，对发展公有制经济、搞好国企改革缺乏信心。认为国企改革就是卖国企，私有化。自然也就不重视国资监管机构。于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压缩编制的过程中，国资委的人员、经费受到挤压，甚至托庇于其他部门。

 

　　第四个原因在于，国资监管工作的门槛很高，对具体人员的业务素养要求苛刻，并不是随便从政府部门调来一个人就能管好国企。不少地方国资委只能停留在发文件、搞统计等传统工作方式上，不仅相关企业不胜其扰，而且监管效果不佳。“不少企业对此反映强烈，意见很大。”梁军说，负面评价积累得多了，国资委地位下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调研中《国资报告》记者发现，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四大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国资委运转情况均较好。

 

　　对于这一现象，一位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告诉《国资报告》记者，“这并不是偶然，而有着很深刻的原因。”他说，一般而言，南方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越是这样的地方，国资国企的市场化开放程度越高，发展状况越好，对国资委这样专职出资人的认可程度也就越高。”

 

　　比如，深圳堪称全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而深圳的国有经济发展质量相当好。再比如，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地方国企资产总额已突破10万亿元，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占全国地方省市国资企业的1/10、1/8、1/5。这两个地区的国资委都是因锐意改革而名声在外。

 

　　对此，深圳国资委副主任胡国斌认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国企改革的积极性越充分，创新力度越大，与市场经济的融合越好。“这是经济本身的需求，也是市场规律使然”。

 

　　基层离不开国企 国资委应身份独立

 

　　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职能的调整，取消、合并的国家机构不在少数。为什么国资管理机构的变动值得人们特别注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经济发展和国资国企改革。多次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做出批示、指示，要求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

 

　　中部某省国资委相关人士表示，尽管如此，有些地方主政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国有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仍然不够深刻、准确，以至于在落实过程中偏差很大，有的与中央的政策明显不符。比如简单地把国企改革理解、执行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甚至有意无意地弱化国有经济的作用、地位，矮化、取消国资管理机构就是一个典型表现。“说小了是能力问题，说大了是态度问题。”他认为，中央层面应该站在政治高度看待这一现象。

 

　　2011年，梁军参与了广东社科院对广东全省县级国有经济的一次调研。调研发现，当时的局面是“政企分开”尚不能完全做到，“管理科学”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国有资产显性、隐性流失的情况远超预期。

 

　　调研结束后，梁军执笔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出，国资监管机构缺位、弱化，或者履职能力不足，是造成上述局面的重要原因。梁军说，目前地市级国资监管机构弱化、矮化、虚化现象，同样会带来严峻的后果。

 

　　一直以来，国企改革主张抓大放小。一些党政干部据此认为，发展公有制经济主要靠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市级及其以下国企规模普遍不大，是可以放掉的一部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梁军表示，抓大放小是个相对概念，就算县级政府也应有意识地保留一些国企，承担当地经济发展引导方向、服务地方的作用。

 

　　梁军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难点不在中心城市，而在基层区域。政府的调控和引导，除了使用财政、信贷、采购、科技投入等间接行为以外，还需要一个直接的抓手，那就是国有企业。通过直接控制主导产业、基础性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国有企业，示范、引导、推动、服务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实现产业的有序升级和价值提升。

 

　　对此，深圳国资委副主任胡国斌也表示，地方国企是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只手，作用不可替代。他举例说，比如深圳为了解决住房难问题，组建安居公司;为了解决内涝等问题，组建管廊公司。“这就是用国企的力量，来解决政府和市场夹缝间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义乌市(县级市)是我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民营经济异常发达的地区。义乌国有经济紧紧围绕小商品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在市场建设、公路交通、物流站场、共用事业等领域实施扩张发展，担负着组织者、服务者和引领者的角色，直接促进了小商品市场的兴旺繁荣，带动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可见，国有经济对于县域经济、地市发展意义重大，只是看主政者是否有此能力。

 

　　对于国资委自身，梁军表示，国资委既不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也不是一般性质的企业，而是一个“特设机构”。它应该是地位特殊，作用重要，权力集中，独立运作。

 

　　反之，财政局也好、经信委也好，都是承担着公共管理职能的部门，一个是能不能管，还有愿不愿管，即使能管也愿意管，也会出现以私害公，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就算是个科级部门，也应该是独立的”。梁军说。

 

（文章摘自2016年08月23日《国资报告》）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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