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因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而指责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评价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微观的财务指标，还必须看到国有企业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环视当今世界经济大国，在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中，无论是美日还是德英法，其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升级路径均与中国迥异。
我们常常自豪地认为，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百年历程。然而，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体系的理论研究，国内对中国经济模式，特别是对国有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尚属于处女地。
以国企新崛起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经济模式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争议。2011年1月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一文（见《21世纪经济报道》），提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奋力过关，审慎背后更彰显出大学者的家国情怀。
吴敬琏认为，切实推进国有经济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必然会遇到来自陈旧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的阻力和阻碍。作为长期深入国有企业一线采访的记者，谨从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垄断权力的“优势”和国有企业的效率等四个方面，求教于吴敬琏先生，希望能对新时期国有经济改革的解读提供一种视角。
关于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
吴敬琏先生认为：第一，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其理由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基本来源于非国有部门(“民营部门”)，而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的国有部门不但增长缓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趋势。第二，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于扼制。
其一，用增加值/净资产、增加值/总资产来衡量企业效率时，国有企业低于非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资产周转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而如上所述，国有资产周转率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这种所有制类型效率低于其他类型的所有制。
另外，用增加值/销售收入及增加值/销售成本来衡量的企业效率时，国有企业已经高于非国有企业。由于销售成本衡量了全部当期要素投入（包括原材料、折旧、人员工资），因而国有企业增加值/销售成本高于全部企业的平均值，说明只考虑当期投入时国有企业效率要高于非国有企业。
因此，设备陈旧等历史原因及退出壁垒过高是造成国有企业上述指标低的原因；如果国有企业能与非国有企业一样自由退出，国有企业的上述指标将不低于非国有企业；如果不考虑历史因素而仅考虑当期投入，目前国有企业效率已经高于非国有企业。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提法是不成立的。
如果国有企业有正常退出机制，国有企业设备能正常更新，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至少不会低于非国有企业。同时，我们不能因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而指责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如生产要素（煤、电、油、气）的非市场化配置，价格倒挂，国企未按市场价格来获得应有的回报。
以煤炭回采率作案例来分析，在这方面，一部分国有企业甚至超过了国外发达国家，达到86%，但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小型煤矿，只有20%左右。很多小型煤矿基本上采一吨浪费两吨资源，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同时，无数次的矿难也带给人们惨痛的教训。
其二，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期间，会形成生产资料流通和价格的“双轨制”，形成双重体制和双重规则的交织。
归根结底，这是当时处在转轨的国家所面对的一个特殊结构性问题。之所以要强调问题的性质是结构问题而不是管理问题，是因为性质不一样，它的政策含义和需要做的政策准备是完全不同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无论国企或其他所有制企业，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
单单认定由行政命令支配就必然造成“权力搅买卖”，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有权力背景便可以获得巨大的“寻租”机会？ 事实上，寻租活动空间在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都存在。只要是职业经理人，无论谁（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选择，是国家选择，还是私人老板选择，怎么选择，并不是最关键的，只有制定制度才是防止职业经理人腐败、输送利益的有效手段，维护职业操守的制度环境才是根本。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已经使国企的公司治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产权的管理强调阳光、透明、进场交易；强化审计和外部监督，保证透明度；改革经营者选任制度，向社会公开招聘；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权制衡等等，有效防范了腐败风险。
吴先生也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效地积累和使用资金，改造经济结构，实行高速增长，这个过程如果完全由市场推动，即使条件允许，现代化过程也可能会拖得太长。所以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在高速增长和结构剧烈变动时期，社会调节和行政干预的意义就更加重大。那么行政干预的长期存在是不是必然导致腐败的蔓延？
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式与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扩大，中国国有经济的发展在稳步向前。
关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吴敬琏先生认为，国有经济改革放慢的首要表现，是在“放小”已经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就几乎停步不前了。
目前，国有大企业是以三种类型出现：一是保证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重要资源的开发；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随着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大企业行业布局已逐步调整集中到主要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如果按吴先生所说，要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继续推进，是否就意味着要国有大企业都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去？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如果推断国有企业都要退出竞争领域的话，国有经济就不应当存在，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从何谈起。国有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存在于哪个领域，由企业的能力所决定，而非人为的界定。
然而，真的要退出去的话，谁可以承接？
退给国外企业吗？外国资本最有力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内，外资通过产业布局和资本积聚，很早就形成了对大宗商品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操纵大宗商品价格达到他们希望的水平，从而实现其战略目的。二是舆论引导。他们引导大量留学西方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专家鼓吹私有化的好处，却绝口不提在外部环境不成熟的情况下推行私有化可能带来的巨大隐患。而在现有的外部环境下，一旦真的“国退”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变成从“国退民进”到“国退外进”的恶性循环。
退给民营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通过不断地努力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就业岗位，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达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如家族式管理、治理结构制度化、决策风险控制等。因此，如何在已开放的市场中保障我国民营企业的利益，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与外国跨国公司竞争时能站在平等的同一起跑线上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与非国有经济争高竞长、并驾齐驱的新型经济。片面强调“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都会造成民众的误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在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现阶段上，已经不能够再简单地沿用前些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办法，把这些大企业简单地退给别人。改革的方式需要一个转变，这就是依托资本市场在国有体制下对这些企业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造，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公司改革，这才是有效的途径。目前，中央企业80%的资产已进入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速成为多元投资的公众公司。
关于垄断权力的“优势”
一些学者常常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或“国有垄断部门”，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这种看法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混为一谈。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公有制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私有制也并不是必然伴随着竞争。
在市场经济中，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上的优势、对稀缺资源的占有、规模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力。
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中都会存在，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些控制力，主要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战略。比如我国采取的三大石油公司控制原油生产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除美国外，都采取国家石油公司体制，由政府直接控制。
而在前段时间，一个论据被经常提起，那便是说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元资金，绝大部分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总的来说，银行信贷的流向和规模，与企业的效益和规模有关，与企业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其实，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此前所说的一段话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一轮国家采取刺激政策，刺激政策的资金首先当然是给国企。大家会问，为什么民营企业拿到的钱比较少？因为，国家的钱直接拨到民企是要有一套制度保证的，至少得先给国企，再由民企来分包。”
其实，在这次应对危机当中，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主要载体作用，只是偶然和暂时的，只是为了更好的“国民共进”。扩张实际上给民营经济未来更快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才是中国经济模式和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要素。
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
吴敬琏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
我们对效率的对比标准存在疑问，这数据的采集是否科学，是否考虑了所有生产要素？否定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研究机构直接就否定了国有企业几十年来所做的努力？这都很值得人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制度创新，解决了布局定位不合理、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历史欠账太多（离退休人员各类统筹外费用、企业实施关闭破产）等问题，中国的国有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提高。
目前,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在生产规模、科技创新、全员工效、安全指标和发展速度等主要技术指标上不仅位居行业前列、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事实证明，在国有体制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高效率的管理体制，国有经济效率低下的论断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还需要强调的是，评价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微观的财务指标，还必须看到国有企业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国有企业的效率也需要从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加以考察。
国有企业效率所具有的这种宏观意义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关键作用。2008年，中央企业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同比增长15.3％、17.9％和16.5％，实现利润在扣除自然灾害损失、炼油及火电企业政策性亏损后，与上年基本持平。
中央企业开拓市场和配置资源能力进一步增强，通过转变经营策略，创新商业模式，加强协同合作，加快“走出去”步伐，市场开拓力度加大。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显著变化，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
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国有经济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值得欣慰的是, 未来中国要在建立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来进一步推进改革。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来源：中国企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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