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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改资讯
2018-02-14
赶在春节前的2月11日,中国联通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等一系列相关公告, 明确了股权激励的规模、7855人名单、价格以及个人出资资金获取方式。
中国联通混改的重大制度改革至此基本落地,2月7日联通董事会已经提前换届,BATJ进入联通董事会人员名单也已经公布。
联通员工一小步,国企员工持股的一大步
此次联通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落地,对于联通员工来说是核心员工与公司建立更长期利益捆绑的一小步,对于整个国企员工持股来说,则是历史性的一大步。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国企员工持股被探索以来,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利益输送、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以至于国企改革大都把员工持股视为禁区,改改停停,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及在四中、五中等会议之后,国资委才在2016年8月份发布了《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标志着国企员工持股在中央层面扫除了制度障碍。
但是在操作层面,国企员工持股仍然是慎之又慎,能够真正突破的并不多,比如有多位学者研究发现,在员工持股比例上,国资委规定的上限是30%,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没有突破10%的比例,中国联通的比例也只有2.8%,实在是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保有问题,存在颇多需要突破的制度瓶颈。
中国联通借助此次混改,在央企集团公司层面全集团实行员工持股,是第一家,为后续中央层面国企的改制打破了坚冰,不能不说是国企改革员工持股的一大步,很多地方省市也出台了国企员工持股的地方规定,比如北京、上海等地方,联通的价值在于既为央企也为地方国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
联通混改的效率,能否获得真正的提高?
有经济学者的研究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比例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是,其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纯民营资本。
人民大学学者刘小鲁和聂辉华两位教授在201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过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国有资产比重间“倒U型”关系的拐点大约在19%处。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比例是中国联通(36.67%)、中国人寿(10.22%)、国企结构调整基金(6.11%)总的持股比例为53%,其他的为非国有资本,按照刘聂两位学者的研究,这一比例超过了“倒U型”关系的拐点的19%。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就断定中国联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降低。但是以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联通在同行业中显然是比较低的。
不过根据刘聂两人的研究发现,混改后的联通可能在全要素生产效率上会优于国有控股或者国有独资企业。
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混改企业的生产率,刘聂的研究发现,市场势力和信贷配给是导致混合所有制企业销量优于国企和民企的原因。
一是在信贷配给上,银行更愿意给国企性质的企业提供信贷,所有他们的现金流基本不受约束;二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势力上更有影响力,比如在一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ICT项目上,可能大型央企、政府部门更愿意与中国联通这样的公司合作。
与此同时,民营资本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资本、人才和技术优势就给混合所有制企业带来了更好优势。这些优势在市场梳理和信贷配给的催化下,竞争优势更强。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核心骨干员工持股,这些处在关键岗位、拥有企业竞争核心知识、经验和资源分配的人,在股权的长期激励下,能够形成与公司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共同精神力量,将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联通混改后的要素生产效率。
当然,这是纯理论的推演,能否在国有资本控股人、国有企业代理人(高管)、民营资本力量、核心员工之间形成协同合力,还取决于外部资源互补、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改善、行业管制环境、技术进步、人才队伍等多项内外因素。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