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全国有关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试水。

尽管政府及学界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叫好，但产业界对此仍然心中忐忑。

2019年3月27日博鳌论坛上，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及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作为国有与民营企业掌门人代表，分别对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提出了质疑。

董明珠的疑问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愿意把控股权或者利益大的部分拿出来，还是光拿出利益小的部分来‘钓个鱼’?”“真的拿出来的话，会不会‘肝疼’?”严彬则直接质问，“混改是否是真改革?”

如此重要的场合，董明珠、严彬二人绝非心血来潮，他们的质疑代表了产业界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普遍担心。

这种担心源于政府与参与混改企业对混改目的的理解及双方所处地位之间的差异。

如肖亚庆所言，政府推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了“激发企业未来发展创新的活力”，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引进资本，借鉴其他企业灵活的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以达到各方共赢，重在长远。

然而，对很多意欲参与混改的企业来说，实现投资回报、扩大未来市场、获取资源优势则是第一位，重在眼前。

由于多数意欲参与混改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体量及资金实力上与国企有明显的差距，他们担心最终可能因没有话语权而沦为“替人作嫁”的角色。

显然，混改要继续推进下去，国资委及地方政府需进一步拿出政策措施，让意欲参与混改的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真切感受到“诚意”，切实弥补双方的信任落差。

然而，国企混改与一般非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不一样，更不是某些人所设想的“私有化”。

国企混改的目的是提高国企的创新力、竞争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那种试图借混改浑水摸鱼，趁机大捞一把，或寻思暗度陈仓，未来将国有资产收入囊中、控于掌中的想法则与此目的大相径庭，是不受欢迎，也是不可接受的。

对于这种“占便宜”的思想，肖亚庆进行了警示，“如果在一个混合所有制的案例当中，某一方占了便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存在，但是从长期来讲，应当是共同的利益，只有找到共同的利益，混合所有制才有意义，才能进行下去，否则都是短期行为。”

所以，肖亚庆指出，混合所有制只是改革的一种方式，不是改革的所有。“宜混则混，宜独则独”，既要看行业，也取决于企业和未来。

实际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学理上存在一个前提，即私营企业的效率、效益高于国有企业。

然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早在1993年就指出：理论上讲，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国有企业“效率低”很大程度源于其承担了政府施予的大量社会责任与经济调节功能，为了公众利益和底层创新，国有企业不可能像私有企业那样处处以利益和效率为先。

国有企业效率低或“不善于创新”很大程度源于体制机制上的僵化与漏洞。

实际上，部分体制灵活、管理良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与民企相比并不逊色，这说明国企改革在体制机制上的改善上还大有潜力可挖。

近年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国企董事会建设、公司化改造、经理契约化管理、员工持股计划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进行了不断完善，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8年，国有企业运行持续改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虽然在净利率及投资回报上与民企仍存在一定差距，已成功扭转了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

就现状而言，无论国企还是民企，我国企业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在创新力、影响力、管理水平上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不少民企发展壮大后，也出现了创新力不足、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内部腐化等国企出现过的“大企业病”，民企在管理水平上的提升一样迫切。

国企混改要取得成功，需要政府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切实改革和完善现有机制体制，认真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共同提高中国企业的治理水平和竞争力。

否则，只是单方面让利或者汲汲于小利的算计，无论对国企还是民企的发展，都将不利。

毕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企业家在追寻更多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职业经理人杂志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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